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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的书房是我晚年快乐的一方天地。书房与客厅相通，十几平方米空间，一张书桌，桌上一台电脑，一排贴墙书柜，柜里存列着我自己的作品和我喜欢读的书籍；我退休以后，除了偶到楼下草地、小径休闲散步，就是终日呆在我的书房里，不论晨昏昼夜，读书、上网、写作、思考……虽足不出户，却能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一个书房宛如一个微缩世界，山川湖海尽收眼前，其乐融融也。

　　提起“书房”这个话题，内心难免翻涌起辛酸的记忆，百感交织，感慨万千。1982年春，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当编辑、记者，我们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八个人挤在报社的一小两居集体宿舍里，架床叠屋才能勉强住下，遑论书房了。
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是物质贫乏、但全民读书的年代。白天喧闹了一整天的报社大楼，晚上复归寂静，对于我们这些住报社宿舍的大学毕业生们，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我们把办公室当作各自的书房，读书、写作，高谈阔论，惬意极了。记得日后被编入高中语文教材的报告文学《飞到联合国总部的神奇石块》和被各种散文选反复收录的《记忆》，都是这一时期在“办公室书房”完成创作的。

　　几年后，报社给分配了一套位于团结湖的小一居住宅，而后女儿出生，母亲从福建农村老家千里迢迢赶来北京帮忙照看孩子，十余平方米的小屋一下子得住四个人，大人床、婴儿床、彩电冰箱、橱柜板凳等一应家什挤得满满当当，纵使反复在房间平面图上沙盘推演，却再也挤不下一张书桌了。读书人怎能没有一张书桌呢？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：买一张可折叠的小桌，平素折叠起来靠在墙角不占地方，吃饭时打开可当饭桌，饭后则直接推靠在门后成了我的书桌。偶有朋友同事造访敲门，我赶紧连声应道：稍等，稍等，随手就把刚摊开在桌面上的书籍、稿纸、笔墨收拾干净，合上小桌，才能开门迎客，此一窘迫也；另一方面，晚十点一过，妻儿老小都睡下了，我还在屋内点灯熬油，亦是不孝不敬也。

　　古语云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。”我已渐入老境，回望人生坎坎坷坷、点点滴滴，毫无疑问首推阅读是大快乐事。青春年少时多读中外古今经典名著，犹如站立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窥探世界，万花缤纷，风景无限，受益终生；走向社会开拓创业时有的放矢多读些专业书籍，对于提升劳动技能、竞争实力、创新潜质，收效几乎立竿见影；人要乐呵，当然也可以适当翻翻消遣类图书，解闷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