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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5点，晨光还未刺破煤矿厚重的雾霭，我家“洁净香”饭馆的灯已经亮起，父亲往灶膛里添了块柴，火苗噼里啪啦窜起，映亮他眼角新添的皱纹。母亲系紧褪色的蓝围裙，将冻得硬邦邦的粉条泡进温水，氤氲的热气里飘着若有若无的煤烟味。远处矸石山上传来低沉的翻车声音，混合着父亲切菜时有节奏的咚咚声，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清晨序曲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，煤矿虽然有食堂，但大锅饭的味道总是差了些烟火气。矿工作息三班倒，也常赶不上食堂固定的时间。父亲下岗后，带着全家来到了矿区，看着有的工友啃着冷馒头下井，他一边摩挲着那把用了十几年的铸铁炒勺，一边和母亲商量说：“咱开个小饭馆吧，让矿工吃上热乎饭。”于是，他们用全部积蓄租下了采区附近的一个小平房，刷白墙壁，支起三张八仙桌，“洁净香”就这样开张了。

矿工的工装总是沾满煤粉，指甲缝里藏着洗不净的黑渍，但他们会在进店前特意拍打身上的煤灰，生怕弄脏桌椅。老郭师傅右手小指缺了半截，那是年轻时井下作业留下的伤痕，可他切起菜来的利落劲儿不减当年，总帮父亲打下手。每次炒菜，父亲都会特意多放半勺油，“井下耗体力，得多吃点油水。”这话他念叨过无数遍。

“范师傅，食堂这会儿没饭了，来碗热乎疙瘩汤！”、“嫂子，加个卤蛋！”每天清晨5点，饭馆里就挤满了错过饭点的汉子。父亲总说井下干活的兄弟最不容易，所以菜码给得格外实在，大瓷碗里的排骨炖豆角堆得冒尖，玉米面贴饼子金黄酥脆。母亲则穿梭在桌间，不时添碗免费的小米粥，听矿工唠唠家长里短。遇到谁家媳妇生孩子，父亲还会特意炖老母鸡，不收分文。渐渐地，这里不仅是个饭馆，更成了矿工们的第二个家。

我的学校距离矿区足有几里地。秋冬的时节，每天早上天不亮，我就得踩着结霜的煤渣路去上学。母亲总是把保温饭盒塞满热乎的肉包子，父亲则会塞给我两个烤得焦香的地瓜，让我路上或中午吃。记得一年冬天下暴雪，一辆港田车也没有，我裹着母亲织的毛线帽，深一脚浅一脚往家走，突然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铃铛声——父亲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，车筐里还放着特意给我做的发糕。

“上来。”父亲把我抱上后座，自行车轱辘碾过积雪发出咯吱声。他后背传来的体温透过棉袄，混着身上淡淡的油烟味，让我想起饭馆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。“儿子，好好念书，等出息了，好好报答帮助过咱们的人，特别是矿里你的这些叔叔大爷。”父亲的笑声惊飞了路边觅食的麻雀，也让那段风雪路变得不再漫长。

日子就在灶台的烟火气里缓缓流淌。父亲的手艺越来越好，矿区流传着“范师傅的回锅肉能下三碗饭”的说法。母亲把饭馆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墙上挂满矿工们送的锦旗：“矿区好灶王”、“暖心老板娘”。我也在矿里的中小学名列前茅，每次考试得的奖状都被母亲贴在饭馆最显眼的位置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父亲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，长时间站在灶台前炒菜，让他的腰和腿落下了病根；常年吸入油烟，也影响了他的身体。母亲的膝盖也因多年奔波肿得厉害。最终，在我的再三劝说下，父母关闭了这个开了二十余年的饭馆。临走那天，许多老顾客赶来送行，有的红了眼眶：“范师傅，以后想吃您做的菜可怎么办？”父亲笑着拍他们的肩膀：“想吃就来家里，我给你们做。”

然而，岁月不饶人。这些年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2025年初，他被查出肝癌晚期。得知消息那天，我躲在医院楼梯间哭得浑身发抖，母亲却紧紧攥着我的手：“别让你爸看见，咱们得笑着陪他。”住院期间，煤矿的工友和家属纷纷来看望，刘叔带来自家种的青菜，周阿姨送来新磨的玉米面，食堂新来的小厨师还带着笔记本，向父亲请教做菜的诀窍。父亲躺在病床上，虚弱地比划着：“红烧肉要先炒糖色，火候要掌握好。”说到兴起，眼里还闪着光。

仅在查出病情后的一个月，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和母亲。出殡当天，吃过父亲炒菜的叔叔大爷们纷纷前来送别，他们多数也已经退休，也有的仍在工作岗位上，相识多年，对父亲依依不舍。一名时任副区长的叔叔哽咽着说：“老范虽然不是我们煤矿的职工，但也一样是咱煤矿的亲人。”

我毕业后选择回到矿区工作，回报这片曾经养育我的故土。母亲把父亲留下的菜谱和烹饪技巧整理成册，嘱托我送给年轻的厨师。作为单位的一名宣传工作者，我要把企业的好人好事宣传给更多的人，让大家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像我平凡的父亲一样为企业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工作之余，我也时常帮助食堂工作人员一起包包子、擀面条，为职工盛上一碗热乎的饭菜。

如今，矿区食堂能够随时供应热乎饭菜，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也得以明显改善，曾经因为倒班和简陋的生活条件，一家人聚少离多、食不暖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。每当走进食堂，看着工人的笑容，我深切感受到，这份热腾腾的烟火气不仅暖胃，更暖了每一个矿工家庭的心，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与干劲。这平凡又温暖的场景，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，也是我们一家人对矿区最深情的告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