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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春，踏青赏春是国人的传统民俗。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清代诗人高鼎在晚年的一首《村居》生动地描写出春天里大自然的草木萌动和繁花似锦。当春风拂过大地，国人踏青赏春的传统便在这生机盎然中苏醒。从《诗经》里郑国男女在溱洧河畔的浪漫邂逅，到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曲水流觞；从唐代长安水边的丽人云集，到宋代清明时节的蹴鞠游戏，国人把对生活的诗意都融入春光中。

魏晋文人讲究“玄游”

玄游是一个哲学名词，其兴起与魏晋玄学密切相关，玄学则综合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。魏晋时期，动荡的社会环境促使文人将目光投向自然，踏青演变为“玄游”。竹林七贤常于春日相聚竹林，饮酒赋诗，以山水之乐消解尘世烦忧。嵇康与阮籍等人共倡玄学新风，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、“审贵贱而通物情”，嵇康的《酒会诗》中“轻车迅迈，息彼长林。春木载荣，布叶垂阴。习习谷风，吹我素琴。交交黄鸟，顾俦弄音。感悟驰情，思我所钦。心之忧矣，永啸长吟”，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。

谈起魏晋时期的文人踏青，当以会稽山阴的兰亭雅聚最为有名。当时文人们把郊游视为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，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，返乎自然，在山河间品茶、饮酒、作诗，“曲水流觞”就成为春游的一项重要活动。所谓“曲水流觞”，是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所发起的雅聚游戏。当时孙绰、王羲之、支遁和谢安经常聚在一起饮酒赋诗取乐，会稽山的兰亭就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他们留下了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文。

东晋永和九年（353年）暮春之初，兰亭之畔聚集着四十二位衣冠楚楚的文人雅士，众人列坐于蜿蜒溪水两侧，看着漆制酒杯顺流而下，当其停驻在谁的面前，谁便要即兴赋诗一首，否则罚酒三杯。这场看似游戏的雅集，实则蕴含着魏晋玄学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哲学追求。而王羲之把这场雅聚描绘于《兰亭集序》之中，使其成为古代踏青文化的巅峰之作。

在茂林修竹的掩映下，王羲之写下“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”的千古名句。这种对生命短暂的深刻体认，在游目骋怀的春日里显得格外沉重。但魏晋名士并未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，他们将生命意识转化为对当下的珍视。

盛唐春游妙句频出

唐代国力强盛，踏青之风遍及朝野。据《唐诗纪事》记载，每年春天，皇帝都会带着后妃、朝臣游梨园，到渭水边游览祭祀。春游这一热门活动，也被百姓所接受，以至于“长安水边多丽人”，张萱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便生动地描绘了杨贵妃三姐骑马游春的雍容姿态。

仕女们结伴踏青，解下红裙围坐赏花，形成独特的“探春宴”和“裙幄宴”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，探春宴在每年“立春”与“雨水”二节气之间举行。此时万物复苏，达官贵人家的女子们相约做伴，由家人用马车载帐幕、餐具、酒器及食品等，到郊外游宴。首先踏青散步游玩，呼吸清新的空气，沐浴和煦的春风，观赏秀丽的山水；然后选择合适的地点，搭起帐幕，摆设酒肴，一面行令品春，一面围绕“春”字进行猜谜、讲故事，作诗联句等娱乐活动，至日暮方归。而“裙幄宴”则是游到适当的时候，她们便选择适当的地方，以草地为席，四面插上竹竿，再将裙子连接起来挂于竹竿上，便是临时的饮宴帐幕，女子们在其中设宴，被称为“裙幄宴”。

唐代诗人们自然不会缺席踏青的传统。唐肃宗乾元二年(759年)，杜甫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。这一年，他已经48岁，曾在乱世中颠沛流离多年。定居成都草堂之后，他在唐肃宗上元二年（761年）或唐代宗宝应元年（762年）春，于成都浣花溪畔写下《江畔独步寻花》组诗。

盛唐文人的踏青活动充满了昂扬的时代精神。王维在《终南别业》中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悠然，李白“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”的狂放，都展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自信与豪迈。诗人们在春日游冶中诗兴大发，给后人留下诸多妙句，如孟郊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抱负，崔护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浪漫故事。

白居易在《钱塘湖春行》中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的细腻观察，体现了中唐文人对自然的细致体悟。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，这种盛世情怀逐渐转变为对生命无常的感慨。但即便如此，文人们依然在踏青中寻找精神慰藉，正如韦应物所说：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”，在自然的永恒中寻求心灵的寄托。

两宋春游雅俗共赏

宋代文化昌盛、风雅盛行。对于宋代文人而言，春天是充满诗意与灵感的珍贵时光，他们纷纷走出书斋，以踏青赏春之举，拥抱烂漫春光，谱写了诸多传诵千古的佳句。

苏轼在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正月所作的《和子由踏青》，生动描绘了踏青的热闹场景。诗中“东风陌上惊微尘，游人初乐岁华新。人闲正好路旁饮，麦短未怕游车轮。城中居人厌城郭，喧阗晓出空四邻”，描绘出东风轻拂，田间小路微尘泛起，人们趁着新春的喜悦外出踏青的画面。将春日踏青的欢乐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，足见当时踏青之风在民间的盛行。

“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。试上超然台上望，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烟雨暗千家。”出自苏轼的《望江南》。此时的苏轼，在密州任上。虽仕途不顺，但他登上超然台，放眼望去，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春风轻柔地吹拂着，柳树的枝条随风摇曳，姿态婀娜。“未老”二字，不仅形容了春天的蓬勃生机，也透露出苏轼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。

杨万里与陆游、尤袤、范成大并称为南宋“中兴四大诗人”。杨万里官至江东转运副使，后辞官归乡，闲居乡里。他的诗以清新自然、明快流畅见长，多描写山水田园风光，抒发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慨，被称为诚斋体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在《上已三首其一》中，“正是春光最盛时，桃花枝映李花枝。秋千日暮人归尽，只有春风弄彩旗”，不仅展示了杨万里对自然景物的敏锐捕捉力和高超描绘技巧，更通过寓情于景的手法，表达了他对早春的喜爱及对自然之美的赞叹。同时，也透露出诗人内心的孤寂和对逝去时光的感慨。

宋代文风颇盛，欧阳修在《醉翁亭记》中“野芳虽晚不须嗟”的豁达，范仲淹“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”的壮丽，都体现了士大夫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精神境界。李清照的《如梦令》中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”，则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，记录了春日游赏的欢快时光。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化氛围，使踏青成为联结士大夫与市井百姓的桥梁。

从兰亭的曲水到苏堤的桃柳，从寒食的冷雨到园林的幽径，古代文人在踏青赏春中完成了从审美体验到哲学思考的升华。他们在桃红柳绿间感悟自然的节律与馈赠，并用高深的文学素养给后代留下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。当我们在春日里漫步公园，或是在朋友圈分享“山桃花溪”时，或许可以停下脚步，倾听历史长河中那些穿越千年的屐痕与诗韵。